1、生物工程，国内甚至名校念到博士都没出路，除非是海龟，还能教书。但目前是录取分数第一高。每年有众多高分考生满怀希望进去，但实在是浪费啊。国内没有像样的生物公司，所以工作非常非常难找。该专业在该校连续三年夺得本科就业倒数第一名。

2、法学，全国范围的滥招生已经把这个专业彻底摧毁。包括重点和名牌大学在内的本科基本难找工作。除非一口气念到研究生加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通过。通不过的人就只有被淘汰。

3、环境类专业本科基本无法就业。只有去考环保局。

4、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原名博物馆学）、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内容空洞无物，浪费时间，上这种专业简直是浪费生命。

5、国际政治和外交学。名字非常好听，但本科没出路，运气好能去搞研究。

6、新闻系。国内有名的骗人专业。专业内容莫名其妙。胡诌一些理论骗人，连中文都不如。本科就业非常差，大多学生只能去挤公务员的独木桥。印象中只有北外新闻系好一点，用英语授课，找工作也不错。

7、汉语言文学。教育部公布就业第一差。

8、人力资源管理等。包括什么工商管理之类的，基本上是鸡肋，因为实践性太强，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人家念个MBA就能压过你本科苦读4年

9、经济学。大家以为这个专业是赚钱的，其实这个专业是搞理论的。现在有的大学把国贸、金融、财经合为一体，开设了经济学类，总算又好一点。

10、电子政务原名档案管理、又名信息科学、还有个名字是信息资源与信息管理。根据学校不同名字又有不同变化。

11、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数学）号称计算机与数学合一，还能去搞经济。但实际情况是：就是学数学的。根据大家反映，就业不好。我补充一点，该校数学号称全国前三位，但本科毕业生由于找不到工作去卖电脑，最后幸运的考上了公务员。不过有人说先学数学，后学计算机后劲足一点，工作也可以的，这估计是对有实力的人而言。个人认为数学非常消耗脑力，没有实力就不要报考这个专业。

12、物理学。就业是不咋的，不过出国就好办了。

13、食品科学，就业很艰难！

14、信息与计算科学这个专业就快要被玩完了

15、环境类专业。我不知道，可以搞建筑排水吗？不过那好像是城规专业。环境工程之类的，简直就是跟生物一样烂。

中国现在最好的专业是哪些呢?值得探讨

非常罕见的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年轻时候的合影，意气风发吧。两个人发型几十年一如既往，只是现在都多架了付眼镜的。两个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都在甘肃工作，胡在建委，温在地质局。多年的革命友谊。

胡总书记年轻时的照片

温总理年轻时的照片

他们为了人民而操劳，已不再年轻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两位领导人的握手让我感动！

一代名相朱镕基

“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求我能，而求我公”评估一代名相朱熔基的毕业成绩单。　
当朱熔基最后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最后一次面对全国人大代表和海内外炎黄子孙，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 五年前，他作为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新一届政府总理，在同一场所的那番慷慨陈词，仍然在不少人的耳畔回响：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後已”。

光阴似箭，世事倥偬。如今豪言壮语犹在，面带几分倦容和些许遗憾的朱熔基却即将挥一挥手，作别波谲云诡的中国政坛──这处成就了他，也委屈了他的是非之地。

与朱熔基刚刚走马上任时好评如潮的舆论相比，在他退隐之际，对他的失望，讥讽乃至贬低之辞开始渐渐多了起来。但是，如果人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不作求全之毁，不放无的之矢，那么无论是从政绩、才干、官品、人品哪个角度来评估，朱?基交出的毕业成绩单都是非常出色的，不仅..政权历代总理无出其右，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名宰贤相也寥寥无几。

经济奇迹的“第一功臣”

从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 朱熔基在国家权力最高层内参与和主理中国经济大权共达十余年。而正是在这期间，中国经济杀出重围，奇迹般突破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龙潭虎穴中交替痉挛的怪圈，实现了为海内外经济学家惊奇和称道的软着陆，进入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的顶峰阶段。

在官方的宣传下，人们往往认为中国今天的繁荣是经济改革路线的必然结果，却并不知道这种繁荣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历史的或然性。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经济能走上平稳宽阔的快车道，而没有中途翻车，和朱熔基“偶然”成为它的司机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经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当时六kkkkkkkkkkkkk四事件的政治镇痛未消，李鹏奉行的所谓治理整顿政策更使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国内市场趋于窒息。邓小平南巡讲话虽然从政治上挽救了他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但各地随之而来的盲目开发又使国民经济在忽冷忽热的环境中神经失调，高烧不退，导致灾难性经济危机山雨欲来。

当时临危受命，负责主持经济工作的就是调到中央不满2年的副总理朱熔基。他审时度势，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平息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大力推行金融、税制改革，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妙手回春，使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了泡沫破灭的阴影，并且奠定了持续、健康、迅速前进的基础和后劲。当国际金融大鳄掀起的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 中国经济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充分显示了其强健、结实的体魄。

在朱熔基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之后，中国经济更加异军突起，锋芒四射。中国水到渠成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繁忙的世界工厂；巨大的贸易顺差带来居世界第二位的外汇储备；去年更击败美国，荣登吸引外资最多国家的榜首。

可以说，朱?基是胡耀邦、赵紫阳下台后，改革事业面临倾覆之际，邓小平挽救颓势，重开中兴局面所倚仗的一员大将；也堪称创造今日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功臣。

铁面无私的“官场异数”

毋庸讳言，在朱熔基担任中国总理期间，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一种跛足式发展，经济的腾飞不但没有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反而造成主流社会对腐败、落伍的专制主义政治的容忍和宽待，为高层无限期拖延政治改革，敷衍深层社会矛盾提供了可以挪用的资源。 但这并不是朱熔基的错误，也不符合他的本意。

众所周知，看上去高高在上的朱熔基实际是一位弱势总理。他的成功，得益于有幸先后获得赵紫阳、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可是在..第三代领导集团内部，他一直处于单枪匹马、深陷重围的状态。

朱熔基不会亲自拎着生日蛋糕在元老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也不会俯下身去给恩主调试最新型的电视机。他只会高呼部下给贪官和自己预备一百口棺材，大骂九江防洪设施中的王八蛋工程。他的崛起靠的不是天桥把式的雕虫小技，而是硬碰硬的实在功夫。

不搞权术，不拉帮派的朱?基无疑是中国官场的异数，全凭铁面无私的浩然正气与鹤立鸡群的济世之才得以在政坛上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而他的秉性其实不属于，也不容于这个尔虞我诈的名利场。这一点他自己在最近的谈话中也有所流露。

中国的官场文化决定，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不愿同流合污的人要么出局，要么去坐冷板凳。按照这个一般规律，朱?基本来是没有机会做总理的。不过朱熔基的超人的才华又是任何人都无法不垂涎的瑰宝，特别是在打硬仗的九十年代中期，他的同僚们更无法不依靠他的智能。所以，朱熔基实际成了“限制使用”的对象，或者说官场的最高级打工仔，既被请来冲锋陷阵，又处处遭到监视和掣肘。

对功高震主的恐惧促使忌妒朱熔基智商又离不开他辅佐的人把他的权力牢牢限制在经济领域。作为堂堂一国总理，朱熔基不要说不能象周恩来那样染指外交、国防这些大政方针的具体操作，即使在分工负责的经济工作方面，他的权力也远远不如昔日的赵紫阳。例如朱熔基指挥国有企业改革的权力，就一再被人以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的名义临阵剥夺，致使其许多倾注心血的计划无法彻底贯彻和推行。

大志未伸的“治天下匠”

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朱熔基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任劳任怨，惨淡经营，用最小的权限取得了最大的功绩。他用自己优异的“毕业成绩单”表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治天下匠”。

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给朱熔基这位“治天下匠”更多的机会，令他大志难伸。朱熔基的政治抱负和雄才大略，决不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他大刀阔斧地精简中央政府机构，说明他深知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严查走私，也有向既得利益阶层开战的心思。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上上下下的阻挠，使权力有限的朱?基最终对于中国那些根本性问题鞭长莫及。历史又无情地翻过了沉重的一页，可是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让朱熔基为这份沉重负责。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尽管官方宣传机构对朱熔基历来不肯给予多少褒扬，但公道自在人心。朱?基廉洁、公正的形象已经在民众中的心目中扎根，并且远远高于官方媒体刻意包装的政治人物。因为在中国真正德才兼备的政治家确实太少，朱熔基这样百年难遇的天之骄子更寥若晨星。

中国需要朱熔基式人才，更需要一种能够使此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政治机制──那就是民主普选。如果中国目前具备民主普选机制，那么可以肯定，朱熔基不仅只是总理，还有希望更上一层楼，以其才干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中国经济面临财政赤字扩大、金融系统危机、内需严重不足、失业人口激增、贫富悬殊加剧、地域差距拉大等堆积如山的新问题和新困境时， 壮志未酬的“治天下匠”急流勇退了。

这位杰出总理的引退， 带给海内外中国人一种久违而巨大的政治失落感，他在渴望济世英雄的庶民心中所留下的心理空白，短期内不可能被取而代之的温文尔雅之士添补。但人们仍然期望他的后任能够保持他的清流作风， 给企盼政治文明的中国老百姓一点阳光。 最后，让爱戴朱老板的人们共道一句：熔基，珍重!

朱镕基的功过是非

为官者总是要下台的，或死去下台，或活着下台；或正常下台，或非正常下台；或在掌声中下台，或在骂声中下台，反正总有一天得下台就是了。现在两会正在不温不火地开着，3月5日上午，朱老板（中南海里的人都爱这样称谓朱镕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死气沉沉的会议多少带来点生气。有报道说，当他走下讲台时，代表们的掌声一直追随着他，有人掐表计算，长达1分45秒。不管人们怎样鼓掌，过几天，当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亮相，朱镕基的总理生涯就画上句号了，他要加入到“员外”老人的行列去颐养天年了。不知此时此刻朱老板的心情如何，你在想什么？从世俗的角度看，一个人一生中能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当说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了。用老百姓的话说：老朱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古往今来，当官的往往“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利，死乞别赖地寻找各种借口占着位子不下的大有人在。时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中的那张总爱显摆自己的熟悉面孔，就是这样的人。朱老板似乎不是这种人。

一个人要下台了，自己总不免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自己在位时的德和行，也许还想听听老百姓的反映如何，当然，能够听到真话并不容易，至于那些天性愿听好话、奉承话的人就更难听到逆耳之言了。朱老板和那些人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大相同的。近来，国内外媒体对朱老板的功过是非多有评论，好坏话都有，笔者也想凑凑热闹。

“疯子总理”与“赤字总理”

实事求是说，朱老板在人们（我这里主要指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还算可以，口碑也不算坏，似乎好于其他常委。好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好就好在不管对与错，他都敢想敢说敢干，个性鲜明，特别是他敢于说真话，再加上他有一个如簧之舌，口才特好，什么话到他嘴里，就会活龙活现，能抓住人。当然，他有时也常常恶语伤人，也干了一些“疯”事儿，得罪人不少，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个“疯子”的绰号。疯子者，严重精神病患者，不正常也。“疯”字还有另一种解释：“农作物生长旺盛，但是不结果实。”不管怎么说，权衡利弊，总比“骗子”、“傻子”、“混子”、“秧子”要好听一些，名声也好一些。

说他“疯”似乎也并非毫无根据，就说朱老板上任后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吧，他的确“疯”了一把。这是他掌管国务院后的惊人之举。周恩来当总理时，是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收支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到文革时期，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世界上少有的无债之国，为此，我国在世界上荣光了好多年。华国锋接班，萧规曹随，依然是清明财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赵紫阳上来，开始举债，到李鹏离开总理位子时，累计发行国债6000多亿人民币，外债近千亿美元。

朱老板接任5年，发行国债就翻了两番，数字窜升到18700亿人民币；外债也翻了一番多。有学者估计，各种债务相加及国有银行呆死帐，总共高达14万亿元人民币，超出我国居民储蓄（8万亿）6万亿，相当于我国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0%。这可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呀！对此，上下多有微词。香港媒体更是不给面子，给他戴上一顶“赤字总理”的帽子。朱老板闻知大为光火。在一次会议上，他怒气冲冲地说：没有国债，1998年财政就垮台了。他怕大家听不明白，又跟上一句：我成了擦屁股的总理！说起来，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这种局面，是改革路线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律这个魔鬼就会缠上你。经济要拉动，7%以上年增长率要保证，“繁荣”要维持，不借债行吗？显然不行。

大家还记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那场经济大危机吧？胡佛总统没招儿下台了，罗斯福接任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来应对危机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这一套。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大量发行国债，大兴土木，修铁路、筑公路、挖运河、建水利、办工厂，以此拉动消费，缓解失业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大矛盾。大家知道，罗斯福的新政是从凯恩斯那里学来的。凯恩斯发明的理论核心，是主张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大量工人失业，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鼓励消费和鼓励投资这两个方面来刺激“有效需求”。他主张“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政府直接投资，就要大量增加财政开支，钱从哪来？自然是大量发行国债，实行赤字财政。凯恩斯提出，为了摆脱危机，即使国家雇佣大批劳动力随便在地球上挖窟窿，或者国家把装满钞票的瓶子埋进废矿里，然后租给资本家，让他们雇佣工人再把它挖出来，都是生产性的，都是可行的。凯恩斯甚至提出，必要时，可以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来增加“消费”。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可以使社会致富。”“政府多花一点钱，增加一点消费，能起几倍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罗斯福按照凯恩斯这个被资产阶级称之为“救星”的资本主义“还魂术”，从1932年——1938年5年间先后共支出约350亿美圆巨额款项，国债总额增加了130亿美圆。
细心对照一下，朱老板的这个路数与“罗斯福新政”的路数如出一辙，只是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招儿没敢学。关键是朱老板的“新政”借了这么多债，效果如何，今后如何还。当然，这些年我国像当年的美国，的确修了好多的高速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也如魔术般地成片成片地冒出地平线。各级政府有了钱，就讲起排场，全国各大城市竟相攀比，不惜斥巨资把市容打扮得如花似锦，到处都有形象工程。真是财大气粗，花钱如流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北京的一个大剧院就投了40多个亿，好像中国没人了，还花大价钱清外国人来设计；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就“消费”几个亿。笔者想，毛主席周总理若活着决不会这么干。有了钱，有了投资，就可以呼风唤雨，几十万、上百万的民工潮被“看不见的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南来北往，涌动于全国各地，这幅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壮观画面，这些人们感官上的辉煌业绩，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些借来的钱或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铸就的。
这几年，“保证7%以上年增长率”的任务从数字上看是落实了，可消费严重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商品大量积压、开工率普遍不足、经济日益疲软等问题依然故我，没有根本解决，还出现了当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过的，倒牛奶、砍果树、砸机器等令中国老百姓瞠目结舌的场面（中国牛奶消费年人均才4公斤；水果年人均消费不过10公斤，不到发达国家的1/10）。用这个办法“拉动经济”从短期看，还可以，从长期看肯定是不行的。

有的学者说了实话，这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使中国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一是靠大量引进外资，二是靠借债。从这个角度看，朱老板是功不可没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大大小小的工程中，也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和贪官污吏，朱老板的“新政”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年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代价很大，效果甚微，并没有给美国的经济带来大的转机，工业企业开工率仅为50.5%—73.8%，后来，由于遭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对，“新政”只维持到1938年就草草收场了。随着1938年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危机的开始，就宣布了罗斯福“新政”作为反危机法宝的破产。在我们中国，朱老板的“新政”还能坚持多久呢？

“鸡生蛋蛋生鸡”的美好愿望

朱老板的好心往往不得好报。就说给公务员长工资吧，朱老板是下了决心的，4年内，要给全国公务员的工资翻一番，于是，3年长了4次工资。去年年底本来还要再长一次，才能达到翻番目标，可是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竟有人不领情，进行“倒乱”，唧唧嚓擦地说了不少反对的话，什么“工人下岗了，两极分化了，公务员不要脱离群众了”，结果这次就没有长成，这两天人大会上，财政部长项怀城在报告中透露，去年准备长工资那笔钱已用到扶贫上，今年7月继续长工资。笔者去年在一次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一位学者在报告中说，朱老板起初的设想是非常好的：公务员长工资以后，钱多了就会大量消耗农产品，从而就拉动了农业的发展；农民富了，就要大量购买工业品，从而又拉动了工业发展；工农业发展了，就会增加就业，工人、农民、公务员都皆大欢喜，国家税收也会增长，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几年下来，蛋是下了不少，但是，这些蛋并没有再生出鸡来。原因出在哪里呢？原来，朱老板为大家长工资的同时，国家出台了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方案并付诸实施。这些年的经验告诉人们，凡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那就意味着要从老百姓兜里往外掏钱。所以，人们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把长的工资存起来。这两年，银行的储蓄疯长，除了产生了暴富群体（20%的人占有80%的存款），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此这般，朱老板的“鸡生蛋”计划就这样破碎了。事情还远不至此，良性循环的愿望变成了恶性循环的现实：一来，公务员长工资拉大了干部和工农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两极分化，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特别是干群之间，产生了许多没有想到的矛盾；二来，朱老板“以薪养廉”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员发财的欲望，助长了腐败之风。


“直罗锅儿”式的“国企解困”

再说国企改革，朱老板也夸下海口：国企要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国企到底解除困难没有呢？他说解困了，可老百姓说，没有。国企不仅没有解困，反而快搞没了。中央作出“抓大放小”的决定后，国有（包括集体）中小企业卖掉的卖掉，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摘帽”的摘帽。国有大型企业不好卖，就来个五鬼分尸，搞股份制，切块卖，石油分了，电信分了，银行也要分，中国的资本家买不起的就吸引外国大资本家进来买，横竖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据官方说，这是目前人家西方最先进的企业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最有效的、最好的、一抓就灵的“现代企业制度”。

可工人们却说，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变着法儿把国企和集体企业变成私人所有的“制度”；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为国企“解困”的办法，是“直罗锅儿”的办法，是把国企往死里整的办法。北方农村往往把江湖医生胡乱治病的医道和医术比喻是“直罗锅儿”。“罗锅儿”是北方方言，即驼背。所谓“直罗锅儿”就是站在罗锅儿上狠劲踩，罗锅儿肯定是直了，可人却死了。这次朱老板的报告把国企三年解困列为他的政绩之一，可事实并非他报告中所说的那个样子。当前国有企业的矛盾已经不是困难多少的问题了，而是还能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了。目前，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不足三分之一了，而且许多地方的官员还在狠劲高喊着“国退民进”、“国企从一切竞争领域退出”，发誓要消灭国有企业。可以预见，用不了多久，目前这个比例还将大幅度缩减。就是这区区不足三分之一还挂着国企牌子的企业，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所有了，性质已变了。

“股份制不是私有化”

在中国搞不搞私有化这个问题上，朱老板的表现，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难圆其说。一方面，他经常声明，中国决不搞私有化，他也不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搞私有化。《真理的追求》杂志2001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文章，作者是九届政协委员喻权域。李鹏看了很欣赏，还批了几句话，说是“针砭时弊”。朱老板也很欣赏，2001年他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很生气地说：不是有句“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话吗？这句老话可以改一个字，叫它：“崽送爷田不心疼！”接着他对一些地方有关国企改革的说法和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中央说，国企改革“有进有退”，现在一些地方被引用为“国退民进”，“国企要全面退出，而且要限期完成”。怎么退呀？过去一屁股债，退给私人老板？冲销国家损失？私营企业主不会去养国企工人的，他要的是国企这块地！长春把拖拉机厂卖了，还要政府来擦屁股。他在这次讲话中还怒气冲冲地点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山东省诸城市委书记陈光（这个人以卖国企闻名全国，绰号叫陈卖光，后来，因卖国企出政绩，而升迁到荷泽任市长，到菏泽又把卖国企发展为送国企，绰号又变成陈送光——笔者注）。朱老板说：“有个陈某人，够狂的，他说，‘有人三年前提出国企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狗屁！他是说我呢，这话是我说的，我还没死呢！完全违背十五大精神！”朱老板说：“总而言之，不能刮风，不要以为把国企送给私企就能办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陈卖光的诸城改革，恰恰是国务院的试点单位！另据笔者所知，朱老板确实提出过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的意见，当时好像有些阻力，北京某一大报就硬是压了一段时间不发表，后来终于发表了，标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一卖了之》，但是，又遭到某些媒体的非议。有一家报纸就公开与朱老板唱对台戏，说什么：国企可以出售，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一卖了之”没有错，卖了“不了之”怎么行呢？结果，朱老板的话，屁事儿没顶！卖国企、送国企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并且还不断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到了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央又发出新的号令，要求全国上下齐心合力“攻坚”，所攻的“坚”就是国企！各地闻风而动，积极响应。海南省委书记杜清林一马当先，率先提出：我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属性，只求作用”（见2000年8月28日《报刊文摘》）。副总理李岚清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归谁所有无所谓，只要向政府纳税就行。

据2月23日《文汇报》报道，2001年私营企业已有203万户，投资者461万人，雇工2253万人，与解放初期的私营企业9.1万户，投资者21万人，雇工241万相比，都要多到10倍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私有”不仅“化”了，还形成一个靠掠夺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且这个新生资产阶级还在共产党内！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于去年底搞了一次专题调查，在203户私营企业主中，29.9%是中共党员，另有11.1%在“七.一”讲话的鼓励下，正在积极争取入党！（见2003年3月5日《报刊文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看来是被毛主席言中了，如果说文革时许多人还有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已经验证是千真万确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这么严重的问题，朱老板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不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有一次朱老板与丁关根一起议论国企改革宣传问题，丁关根说，现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有点像瓜分国企。朱老板说，我也有同感。朱老板是坚决反对卖国企、送国企的，他似乎认为这样做就是私有化。然而，他又说过另外一些令人生疑的话，例如，2001年他和老布什的一次有趣的对话，大家还记忆犹新吧？老布什认为我们搞的是私有化，朱老板说，你们叫私有化，我们叫股份制，只是说法不一样。2000年8月14日《报刊文摘》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实行股份制，或是公有制》为题披露朱老板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首先是国企改革，先是设法使今年无赤字，三年脱困。当然，彻底改革还有待时日。我们不准备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是股份制，或是说公有制。所谓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说，这是根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国营企业改为私有化，结果几乎完全倒闭的惨痛教训得出来的经验。故而我们实行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早在1996年，朱当副总理时，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意是：国有企业改革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实行私有化，然后大量破产、兼并、裁员，这是东德的做法，见效较快，这个办法是私有化，我们决对不搞，而且我们也搞不起。另一种是用温和的办法，根据我们力量和可能，逐步实行调整、兼并、减人增效，实在救不活的只有破产，这样步子虽然慢一些，但比较稳。（见1996年2月29日《报刊文摘》）他的这些话听起来，很是令人费解：国企卖给少数人是私有化，而卖给多数人（国企产权变成股票上市大家来买）就不是私有化。他所主张的“公有制”就是：“让股票上市大家购买，公共所有。”他认为，在私有化问题上，我们与东欧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大量破产”、“见效较快”的办法；我们是“慢一些，但比较稳”的办法。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感到朱老板所说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是站不住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常识来认识，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这是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朱老板在这个问题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表现，使人们感到很奇怪：按理说，作为他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本不应该糊涂到这种地步的，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反腐与《焦点访谈》

在廉政和反腐败问题上，朱老板也是一个矛盾人物。2000年3月15日，他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他的这句充满激情、掷地有声的话语，使许多国人为之动容，为之倾倒。本来，共产党人做“清官”，已经是低标准了，再说，用“清官”的“官”来比喻自己的身份也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不相符，即使如此，在时下腐败盛行的官场上能听到高层领导发出这样的声音，已如旱天惊雷了。因此，大家对他充满了期望：这一下，我们可有一个好总理了，贪官污吏有人管了。

他自己是真想做一个廉洁的总理，这一点大家并不怀疑。可是作为中央常委和一国总理，即要自己清廉，还要抓好全党全国的清廉。几年下来，到底怎么样呢？就他个人方面看，反映不一，近日北京官方传媒文章披露，朱镕基虽然贵为总理，但其亲戚却未有因此沾光，多年前其堂兄弟及亲属已有六人下岗、失业。读来令人感动。也有不好的反映，主要是他的两个子女朱燕来和朱云来，据说朱云来担任巨型跨国公司高盛集团享有高薪的在华督办和业务主管，如果真有此事，那就是说，他儿子是干着洋奴买办的勾当！虽然在高层，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可对于在国人面前夸下海口的他来讲，这就自打嘴巴，食言了。

这个暂且不论。反腐工作他抓得怎么样呢？五年来，就整体看，党风并没有根本好转，并且比5年前更为严重，已经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但说他没有做工作，那是冤枉了他。他确实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整顿、解决“三角债”、打击走私犯罪，以及对几个走私大案的查办，他的态度是最坚决的，这一点大家也是肯定的。就拿走私几百亿的福建厦门远华走私大案来说吧，他是下了狠心的。他在一次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首犯赖昌星跑到加拿大，他也是紧追不舍。他说：“加拿大总理伊利蒂安来我国访问时，我提出赖昌星问题，必须遣返。伊利蒂安说，赖很有钱，赖请了最好的律师。我说，要说有钱，我有1600亿美圆的储备呢，最后，伊利蒂安表示愿意引渡回来，但他到香港，又表示，不能判死刑。”朱老板与伊利蒂安的这番谈话过去两年了，赖昌星仍逍遥海外，可见，朱老板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个中原因，谁都知道，是有保护伞，有人不愿让赖昌星回来，朱老板也是无可奈何。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反腐败的一个好栏目，老百姓非常喜爱看，朱老板也喜欢看，并且非常重视，还不断地给予鼓励。在中央高层公开表态支持《焦点访谈》的，只有他一人。记得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讲：“我要鼓励《焦点访谈》，但地方上很恼火，一到晚上七点半，地方一些同志就发憷了，生怕在《焦点访谈》上被点名。现在批评少了，最近《焦点访谈》的锐气越来越少了。你们怕什么？不就是调动工作吗！《焦点访谈》里，人民的话要多点，乡镇干部的窘态要少拍一点，应该说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尖锐的精神要保持。”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众多媒体中，《焦点访谈》则是以报道反面典型为主，特别是对腐败问题揭露的比较多，老百姓之所以非常喜爱它，原因也就在这里。当然它揭露的主要是县以下的问题，多为村官、乡官，县一级的官都很少。尽管它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说，朱老板不仅自己看，他还号召部长们看。有时，他还搞“突然袭击”，时不时打电话问某一部长：“看了今天的《焦点访谈》没有？”此事传开，吓得部长们在《焦点访谈》时间，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得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旁。尽管朱老板在工作上有如此良苦用心，如此兢兢业业，效果并不怎么好，还是只“生长旺盛，不结果实”，腐败案件接二连三不说，连他这个伯乐非常欣赏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也相继落马。前年，国家审计局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审查小金库，竟然查出违规金额高达几百个亿！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身边都这样，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牵一发”的“费改税”

在“三农”问题上，朱老板也有许多大胆举措，为减轻农民负担，也为缓和基层过热的干群矛盾，朱老板提出了费改税的主张。他首先在安徽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费改税的办法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毕竟是一件好事，因为多年来，农民已如牛负重，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农民辛辛苦苦种地，一年下来，交完各种费税就所剩无几，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还要倒贴。农民们气愤地说，过去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可好，共产党的会倒是很少开了，可共产党的税比国民党时还多。农村的各种摊派确实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于是造成了一些地方大片土地撂荒现象。许多媒体也发出了为农民解困的各种呼声。

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以后，在社会上曾引起不小的轰动。李昌平在书中讲到“三农”问题时摆出4条严重表现：“（1）、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民的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馀，不足以维持农民劳动力再生产和农业简单再生产。（2）、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3）、农业增产不增收，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村已经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4）、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组织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体制和制度性障碍。”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老板也坦言头痛不已。

朱老板“费改税”的举措，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但如果真正落实了，也会多少解决一些农民的负担问题。然而，施行起来并容易，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和整个“生物链”是环环相扣的。小环境受大环境制约；小政策受大政策制约，因而落实起来阻力重重，至今未能在全国全面推开。已经实行费改税的地区，也出现了新的矛盾。摊派减少了，乡镇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这与我们吃皇粮的人过多，各地财政多为吃饭财政不无关系。这些年，年年喊精简，可是吃公粮的乡镇干部却越来越多。最近“两会”透露，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有4500多万人，全国平均28个人养一个人，这可能还不包括几百万军队和几十万武装警察。那就精简机构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次大动作，机构是压缩了，国务院40个部委减到了这次人代会上定的28个，可就全国而言，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没减，反而在增加。这又是朱老板的一个败笔。

撤乡建镇的尴尬

这几年，在农村刮起撤乡建镇风。撤乡建镇的目的无非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据说这是衡量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有的不到10%，而我们的比例则是60%多。现在，我国有8亿农民，4.9亿农村劳动力。有的专家闭门造车，说全国农村有4000——5000万劳动力从事种植业生产就够用了，这样中国就可以实现工业化了。撤乡建镇，并不是始自朱老板，但朱老板执掌国务院这几年，又大力推进了。乡改镇、县改市，虽然城镇数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新建的市镇并未出现多少工业，许多农民虽然拿到了城市户口，却变成了既失去土地又无工可作的城镇贫民。看来，英国当年用“羊吃人”的办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恐难在我们这里行的通。西方的摸式不符合中国国情，照葫芦画瓢是不行的。
改变粮食自给政策

这些年我国的粮食问题是朱老板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朱老板在粮食问题上过于乐观过于自信。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宣传过分强调粮食安全，过分强调种植面积，这是不妥的。现在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他断言，如果中国有一年颗粒不收，粮食也吃不完。有人不让我说这句话，我还是要说。他甚至提出，用粮食生产汽油醇，以代替部分汽油。他提出，浙江、江苏、上海等沿海地区可以不种粮食。他提出，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许多有识之士无不为朱老板的这些“疯”招儿担心不已。

200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5260万吨，国库存粮5000亿斤。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370公斤。这个成绩的取得，应当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国后几十年打下的基础，例如，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经济以后，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利用集体的力量，大力加强了农田、水力、电力、农机等基本建设；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化肥厂；加强了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包括袁隆平高产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与推广。改革前，我国已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已经自给有余，1970年全国库存粮食就已达4000万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散了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改革初期，利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加上大量化肥的使用，再有老天爷作美，也取得连续几年的丰收。

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它的生产力是极其有限的，也不可能有后劲。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到朱老板接任时，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下滑，粮食耕种面积连续减少，1999年减少940万亩，2000年减少9000万亩，2001年减少3444万亩，2002年全国又减少多少，笔者未见到统计资料。近日媒体报道，到2002年底我国农业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亿亩减到18.89亿亩，其中粮食总耕种面积只有15.9亿亩了，本来我国的可耕地就少，我国的人口占世界20%，而可耕地却只占世界的7%，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就更少了。由于耕地的减少以及天灾人祸，我国粮食已连续多年减产，加之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外国粮食以及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大举抢占我国市场，使粮食形势更为严峻。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有人故意欺骗国人，在媒体上宣传说：2002年是入世的第一年，并没有出现国外粮食大量进口的形势呀？他们并以小麦和大豆为例，说去年我国小麦出口大于进口；大豆的进口也比前年少。他们回避了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2002年世界上几个小麦和大豆主产国受灾减产造成的。二是大豆净进口去年少于前年，那是2000、2001两年我国进口过多，造成库存积压而减少了进口的。虽然去年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别急，过几年，就会看清楚。
我国刚刚入世时，世贸组织后任总干事、泰国前副总理素帕差-巴尼巴滴就说过这样的话：“对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农民来说，低关税无疑是好消息。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成功的养育了自己。如今可耕地日益缩减，对于边缘土地的利用导致环境的继续恶化。意识到粮食自给的代价太大，中国政府目前将国内粮食自给率由一直以来的100%降到95%，谨慎地放弃粮食自给。”（2002年1月13日《中国青年报》）美国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粮食问题上不断进行蛊惑人心地宣传。在1996年世界粮食会议上，美国提出，主权国家如果可以通过购买来消除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的话，那么它在粮食方面不必要自己满足自己。（2002年2月15日《参考消息》“农业战争”）我们不能上美国的当。放弃粮食自给政策，必将对国计民生，对国家独立和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孰若不信，那就让历史会来做出结论吧，不过，待到大祸临头，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朱老板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外交上的三件事儿

中央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朱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不但是党和军队的大权，而且本应国务院管的经济和外交的最后决断权也都掌握在别的人手里。尽管如此，经济工作和外交工作上发生的问题，朱老板也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一有集体领导的责任，二也有他个人的责任。外交上与他有直接关系的有三件事。

一件是，正当美国侵略南斯拉夫的时候，人家俄罗斯的外长在访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们的朱老板却急忙赶往美国访问，要知道这是一种象征啊。据说，他本人不愿此行，是政治局集体决定他非去不可，这也罢了，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美国人面前说了那么一句遭国人唾骂的话：我是来给你们消气来了！这句话着着实实地刺疼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第二件，他亲自主持签订了《中美农业协定》。这件事，也遭到人们的非议，说他是卖国。签订条约的事，对中国人民来说太敏感了。因为从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始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再到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多达20多个条约，几乎每次签约，都是中国吃亏。中国人实在是吃亏吃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毛主席和共产党，中国再也不去吃这个亏了。最近，从左大培致全国人大的信和一些资料看，这个协议，有些准入条款，连日本、台湾都未答应的，我们答应了，我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让步太多太多了，确实有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吃亏的“条约”，它将给我国农业带来无穷的后患。有学者极言：《中美农业协定》把我国的农民给卖了；加入WTO又把整个中国给卖了。

第三件是购买美国债券。2001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讲：“美国经济对我们的关系极大，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也不一定好起来，我们并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它要烂下去，我们大家就要扎紧腰带了。”在经济、外贸关系上，确实把中国和美国栓在了一起。朱老板有一个使他洋洋得意的杰作，那就是外汇储备。据报道，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800亿美圆，2001年初，朱老板在一次会议上津津乐道的说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的外汇主要是投到美国买债券和投资了，我国每年能收益80亿美圆。我们已占有美国证券市场的6%。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证券市场。”正当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2月27日《参考消息》刊登的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亚洲为美国大炮和黄油付钱》的文章。文章说：亚洲，其中自然包括我国，“间接地为美国展示国力支付开支。”“全世界外汇储备为22940亿美圆，其中73%是以美圆形式储备的，这些储备的58%是亚洲各国和地区政府持有的，中国大陆持有2586亿美圆，占总量的19。3%”，“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4000亿增加到2001年的5000亿。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的增加，弥补了这一差额。”朱老板把外汇投到美国的举措，可能带来三种后果，其一，我们给美国打了“支援靶”，为“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弥补了差额”；其二，由于美圆的连续贬值，造成我国的债券、投资和外汇储备缩水；其三，把我国的金融、经济的安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严重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美国面前硬不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敢对美国侵略别国的无理提案行使否决权，除了外交路线方面发生了问题，与此种经济关系不能说没有联系。

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以上这些事，只是朱老板总理生涯中的只鳞片爪，笔者不想以偏盖全，更不想一叶遮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是客观公正的，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干部。那么怎么样才能作到客观公正呢？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和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那就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阶级分析，坚持路线分析。具体来说，在阶级社会里，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为哪个阶级服务。在共产党内，那就要看他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是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坚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硬杠杠、硬标准。

毛主席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57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辨别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条标准。1964年，毛主席在《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条标准。毛主席的这两个“标准”核心问题是站在哪一边为谁服务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反之，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

笔者认为，这个标准，不仅对朱老板适用，而且对每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每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笔者自己，都是适用的。倘若从这样一个大标准和大视野来看朱老板，那么对他五年总理工作，是充分肯定呢，还是基本否定？是该称颂呢，还是该批评？如果不带偏见，谁都会承认，他的确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也很有实干精神，正像《红楼梦》里说的“人自聪明，才自高”啊！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难得非同凡响的人物。可是，假如他真的在方向、路线上错了，他的能力、才华、干劲，对人民、对党、对革命事业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越是这样人，可能对党的事业危害就越大呀！

我们还记得，1998年3月19日，他在就任总理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是那样的慷慨激昂，那样的踌躇满志：“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返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问题是，你所说的“地雷阵”“万丈深渊”是指什么？你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地去走什么道路？你为谁去“鞠躬尽瘁”，又为谁去“死而后已”？我们还是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来看看他的实际表现怎样吧。这五年里，当然也不仅是这五年，可以从20多年前算起，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又是什么性质的变化？

我们不妨列出12个方面的“问答题”：

1、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大力发展了公有制经济，还是大力发展了私有制经济？是继续沿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了，还是改向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2、 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这些年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代表”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继承了修正主义？

3、 在党的建设上，党允许党员发家致富成为私营企业主，又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是否意味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改变？

4、 这些年，党的腐败之风是好转了，还是越演越烈了？其根源是什么？

5、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是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坏了？

6、我们党的领导层是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还是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7、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是形成了，还是没有形成？

8、在理论认识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还是认为它过时了？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是承认剥削，还是不承认剥削？

9、贫富两极分化、工人大批失业、农民陷入贫困，大批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这种局面是改革开放路线和和政策造成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10、我国通过不断让步作了许多不利于我国的屈辱承诺而签订的加入WTO协定，究竟是爱国条约，还是卖国条约？

11、大量吸引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还是不利于我国经济？

12、在国际共运上，我们党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外交路线上，是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边？

记得当年赫鲁晓夫下台时，《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经毛主席审改的社论，对赫鲁晓夫掌权11年所做的坏事归纳了12条，大多是讲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而笔者列出的12条中多指国内的是非问题。笔者提起这个例子，并不是暗示谁是赫鲁晓夫，而是想说，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面前，每一个共产党员，包括朱老板，都是回避不了的。今天我们评价朱老板，那就要看他在这些问题上都做了什么，是怎样做的？我们给他对对号，打打分。当然，持不同立场的人可以打出不同的分数。有的可能给他打最高分；有的可能给他打最低分，最终的分数，还是应当由人民来定。

朱老板是个明白人，他自己也会反思自己，也会自己给自己打分。据说，两年前，朱老板的一位友人与他谈心，把老百姓意见最大的西化私化腐化问题非常坦诚地反映给他，朱老板听完后对他这位友人说：“请你相信，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不敢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列的书我读的不多。”朱老板不当总理了，也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了，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他面前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之路，笔者真心地希望他走好，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朱镕基总理被骗记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干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镕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啊，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检讨朱容基时代的经济政策



就朱容基时代的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转稼危机。在八十年代，由于错误的承包制度，导致对国有企业的岐视和打压政策。一面，是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在承包制度下，向国家上交全部的税收和税后利润（那个时代叫利税）；企业仅保留极少部分，而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资金必须要向银行贷款（从而人为地使企业背负巨额债务）；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需的关健的资产投资决策的权力则被行政许可制度严格地限制死了，名目繁多的行政许可制度使国有企业根本无法像其他经济成份一样进行灵活的投资决策；结果，国有企业处于“大改大死、小改小死、不改等死”的悲惨境地，国有企业经营者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权力（更没有能力-----因为他们在计划经济年代作为国家这个大工厂的“车间主任‘根本就不曾具备这种能力）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资产经营，从而在市场上和其他经济成分进行公平竞争。与之相比，个体私有经济则享受免锐免费的种种优惠待遇，同时他们根本不会有在投资决策方面有种种麻烦。这就好比两个运动员，第一个腿上绑着沙袋，第二个什么也没绑。两个人同时赛跑。显然胜出者只能是后者。显然，对于这一现状，朱容基政府把罪责全归于国有企业，而根本不去顾及承包制度本身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并强行关闭了相当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失业下岗和社会贫困面扩大的现状。造成了贫富差距。

　　　2、暴利政策。朱容基时期，将教育、医疗和房地产行业的社会福利全部取消，并一律将其市场化。结果，扩大了贫富差距。本来，让所有人都享受教育资源、让所有人都有房住、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医疗资源，这本来就是政府应当承担的。即使是计划经济时期，也是这样。但是，朱政府却把它门强行抛向市场。结果，是绝大多数的普通工人农民他们再也享受不了这些资源。就拿住房制度来说，让所有人都有房住，这本来就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让人们有好房住，这才是应当推向市场的目标。商品房市场本来只是用来满足人们住好房这一需求的。但是，住房商品化政策却把二者同时推向市场，人们要求都有房住，但市场却根本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结果，导致产生了虚假的社会需求和虚假的价格，从而导致了暴利并掩盖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的积压。而教育资源的市场化，导致普通工人农民无力享受教育资源。

　　　3、扩大内需变成变相的逼赌和政绩工程热。由于朱政府的对国有企业的打压政策导致的失业狂潮和社会福利市场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空前扩大，导致了市场的肖条。面对这种肖条的局面，朱政府仍然不能认识到贫富差距的现状，而一味地指责民众不愿意消费。结果，一面出台了连续降低利率和收利息税的政策，逼迫民众面对房地产暴利、教育暴利和医疗暴利的现状将自己的血汗钱取出用于到充满假冒伪劣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市场上消费或者到机制极不健全的投机性极强的股市上去赌博。为此，出台了种种消费贷款。显然，这种政策自然不为民众所认可。于是，朱政府不得不扩大政府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剌激经济增长。为此，出台了干部人均GDP排名未尾淘汰制度，从而导致了政绩工程热和乱拆迁、乱征地以及由此引发的拖欠工程款和暴力现象。

　　　显然，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也就无法提高效率。只有解决了公平，才能提高效率。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中总是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却不知道二者其实还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只有实现了更多的公平，才能有更多的效率。　


从朱镕基德国获奖——看网上强势舆论的营造



朱镕基在德国获中小企业贡献奖，并将其１５万美金捐给清华大学。网上报道后，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不用营造，不用引导，网友的评论却惊人的一致：即清一色的正面赞扬。尽管对朱的功绩褒扬不一，但却没有批评之言，更没有贬低、谩骂、攻击之语。在这里似乎网民的自律呀，遵守现行法律法规呀，提高素质、道德等等之类的约束与“关照”都是多余的，而版主的审查、删贴却也是相对省心得多了。

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是非自有公论；说明公道自在人间；说明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漠视!老百姓心中有杆称，靠传媒人为的操纵与造势所不能奏效的。传媒舆论只有顺民心，合民意，因势利导，才能受到人民喜爱；否则，逆民心、拂民意，下不为民鼓与呼，上瞒民情民意民疾民若，则最终会被人民所唾弃。

朱镕基既曾任过政府总理，也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按理，西化、分化我党我国的国内外敌对势力，那些贪官及其亲属，还有那些朱镕基在任期曾“得罪”过的人，是应该恨他，咒骂他，攻击他才对。但他们却选择了沉默。那才是真正的胆怯!

我们共产党人如果都能这样，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不离开母亲—大地一样，不离开人民，服务于人民，扎根于人民，那么，人民就会像战争时代保护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拼死的保护我们的党，那么，那些咒骂我们的小丑，那些靠在网上造谣生事的混混，又何足惧哉？

强势的舆论在民间。强势舆论是民心，是民意，而决非是少数误国空谈的“精英”，更非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 我们党不惧敌对势力的咒骂，我党就是在他们的咒骂声中成长的。当年国民党把持强势舆论，造谣共产党“共产共妻”，仿佛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前辈们都是些青面獠牙的妖怪。但奇怪的是，人民却认准了这些人、跟定了这些人。因为真理在党这一边，因为人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为他们谋幸福的，是他们的领路人。而党更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时刻“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才有了如今的执政地位。而古往今来，那些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独裁者和独裁集团，最终都被人民所推翻。

“网上有政治，网上有较量。”网络只要让人民讲话，反映民心民意，就不惧敌对势力的兴风作浪，只要我们时刻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就能不断地成熟与成长；只要我们的舆论宣传，真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决定>>指出的那样：“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舆论宣传就能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只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能“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我们党就能顺利实现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镕基访日答日本百姓问真相
编按：2000年10月，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访日，他走进东京电视演播室，与日本百姓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有关这次对话，互联网上有着不同的版本，我们特意搜集了两篇，一篇是当年的随行记者在报刊发表的《朱镕基走进东京电视演播室》，另一篇是网络中广泛流传的《朱总理答日本人》，请读者自鉴历史的真相。

网上版本：朱总理答日本人

（一个年青的日本女子问）“昨天我家中被贼偷了，有人说是中国人干的，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南桔北枳：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中华民族是知书达理的民族，人民勤劳、善良，在华夏大地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文明，贵国的先民早在唐朝就曾经拜揭过中华帝国，学习过礼仪和文化。但我想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洗礼以后，贵国在礼仪上已经遗忘了许多，以至于生长于礼仪之帮的中国人民，来到贵国就有可能迷失本心。我记得战国时晏子出使楚国，曾经说齐国人可以在故园安居乐业，而到楚国却成为盗贼，原因仅在于民风问题。因此我建议贵国的政府应该致力于民众道德礼仪的培养，只有环境好了，才可以杜绝偷盗，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贵国人民忘记礼仪廉耻。



朱镕基与夫人

(一日本老头问）“我们很多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掩耳盗铃：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首先您的逻辑是错误的。历史是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不是贵国人民，无论多少认为没有发生就没有发生。历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任何掩耳盗铃的企图都是徒然的。如果我说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日本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日本民族起源于我过秦王朝一个方士携三千童男童女东海寻访仙山的事件，我想贵国政府、贵国人民，和您本人也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当然我作为中国总理，也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接受，因为在心理上我不能容忍中华民族的后裔数典忘祖。

(一自称日本渔民的年轻人问）“我来自长崎，我们那的水受到了很大的污染，这是由与跟中国靠得比较近的缘故，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疑邻偷斧：您来自长崎，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为了您失去的亲人，为了遇难死去的长崎居民，为了那些在二战中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民众而哀悼。战争是残酷的，是军国主义者用来满足贪欲的工具，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民一份子，我们都应当加以警觉。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听我国的一些渔民反应过，现在东海打鱼越来越少，他们把原因归为贵国对海水的污染，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何地，今天您的提醒使我明了--原来是长崎。当时我就对那些渔民说，你们这种想法是错误并且愚蠢的，不仔细的反思自己的行为，而将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原因，是在推卸责任，是非常卑劣和无耻的。古时我国有个预言故事叫做“疑邻偷斧”，非常有教育意义，我希望您能在闲暇期间仔细通读，如果有所启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斧头，我们再交流看法。

(一观众提问）“中国台湾人民都不想回归中国，为何你们霸权欺压？”

答:居心叵测：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感觉回答起来很容易。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前有个母亲含辛茹苦大半辈子，总算将自己的子女养育成人，她感到很欣慰，感觉可以松口气，歇一歇。于是对子女说，“来，回到母亲怀抱来，给捶捶背.“然而这个不肖子，却吃惯了软饭，有奶就是娘，回头就不认这个曾经养育过他而今已经骨瘦如柴的母亲，反而对这星星和太阳大喊，想喝可乐，想要烧饼。那此时母亲应该如何？回答当然是给他一把掌。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则和限度，中国台湾问题就是母亲和儿子之间的争吵，别人无权干涉。我国历来都主张和平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霸权欺压的事情，反而总是有一些居心叵测的邻国，以民主、自由等等名义来强奸包括中国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自主选择和决定权，这才叫霸权欺压。”

类似的话层出不穷。我想这样的座谈是很刁钻的，安排日本普通民众和朱总理会谈，问很多尖锐的问题来试探中国政府对反日的决心，以一国的总理的身份当然不便当场和这些人搞僵，否则有失风度.不当场给他们清醒的警钟，日本的反华势力又会嚣张，并由此进一步鼓动或迷惑其他人，他们会说：“你们看，中国总理都不敢当面指责我们日本军人当年的行为，这就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纯粹是中国政府的谎言”并且这些民众的来源又很值得怀疑但是朱总理的回答是很见水平的。

他是我们的好总理。在回答“你们中国人何时才会停止反复要求我们日本人就战争问题向中国道歉？”这个问题时朱总理毫不妥协，说道：“日本从未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人民道歉，而不是我们反复要求日本人道歉。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历史的，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这背叛。”

整个实况转播都很压抑，总理一个人受到众多充满敌意的提问。一直到一个日本年轻女性提问气氛才有所缓和，这位女士提问“总理最喜欢的歌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演唱？”总理说：“我最喜欢的是国歌，如果我唱你们都得起立。”当然没有人起立，总理也没演唱。

报刊版：朱镕基走进东京电视演播室

（2000年）10月14日，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五星红旗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国歌步入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公司(TBS电视台)演播室。在这里，朱总理在日本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的主持下，与日本百姓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

该电视台于1998年1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时，也曾成功地举办过同样的对话节目。

此次慕名前来TBS电视台演播室与朱总理对话的民众共99人，为了尽可能照顾全面，该电视台还在大阪的一处日本式的“财神庙”里设立了20人的分会场。人员构成包括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公司职员、干部、农民、教师以及家庭主妇，年龄结构在20岁～50岁之间的占了80%，另有19岁以下的5人，六七十岁的8人，70岁以上的6人。

朱总理先用三五分钟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1998年江泽民主席的访日，确定了两国面向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但在日本国内，有所谓“中国威胁论”，另外，在历史认识、安保和台湾等问题上，日本有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此背景下，“我是来做增信释疑、促进合作的工作，当然，这一工作不仅是两国政府的事情，还需要两国人民直接对话……不久前，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访问北京时，对我提出‘忠告’：这次与日本民众对话，你无论如何要满面笑容，提的问题越尖锐越要笑。这对我有点难(场内哄堂大笑)，因为我平常讲话时表情比较严肃，今天我努力去做，尽量保持笑容，但不要让我笑得太勉强(场内笑)，或者说笑得太可怕(场内笑)，要是我笑得太可怕，还请多多关照(场内爆笑)”。

对话首先安排的是来自因特网和传真上的问题。

东京附近千叶县小学五年级学生的书面提问:“我们班只有20人，可大家总是有各种意见，老是集中不到一起，请问13亿中国人的意见是怎样集中起来的？”




朱镕基与夫人

朱总理回答:有3种办法，第一是法制方式，中国各级政府都有人民代表大会，他们的任务就是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第二，除中国共产党外，中国还有8个民主党派，他们经常反映来自民间的意见，起到了监督政府的作用;第三是舆论监督，中国的舆论，特别是电视台，在反映民意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要继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进一步反映民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另一位五年级学生问:“为什么在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那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不是太寂寞了吗？”

朱总理笑答:我也能感到，我自己家里13岁的独生外孙女很寂寞，但是“一个12亿5千万人口的国家，如果无限制的生下去，地球上不都是中国人了吗？”同时他也顺便解释了中国城市、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有所区别的。

一位年轻男性问:“总理是否因为自己严肃的面孔吃过亏？”

朱总理回答说:当然，吃过很多亏。我这一生受过许多挫折，无法用一句话说清。

一位年轻女子笑着问道:“我是京剧迷，总理是不是也喜欢京剧？”

朱总理说:“我很高兴你和我有同样的爱好，我喜欢京剧所有的行当，我自己是学须生的，也喜欢拉胡琴，什么时候你来北京，我可以为你伴奏。”谁也没想到，这句话竟在这场对话的最后，引出了一个出人预料的结局。

“听说总理有一段时间不喜欢会见日本客人？这是真的吗？”主持人发问。

朱总理说:“不，(场内大笑)我愿意借此机会辟谣，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我认为会见客人的时候必要的寒暄和客套话是起码的礼貌，也是有情有义的表现。但是，最近几年，我会见外宾，包括日本的政要和朋友们是比较少了，这是因为我国内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忙不过来。但是，比较起来，我会见日本人，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外宾要多得多，可我不能做到有求必应，所以请日本的朋友们，我的老朋友们谅解我。”

在主持人的调节下，也不失时机地穿插了不少中日之间不可回避的严肃问题。

首先，该电视台在朱总理访日前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其结果日本人在提到中国时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而中国人在提到日本时首先想到的是“山口百惠”、“东条英机”和“田中角荣”。对于此项调查，朱总理评论道:山口百惠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日本著名影星，至于东条英机，则说明中国人不会忘记侵略战争带来的伤害。田中先生对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他。

一位女性提问: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今年曾使用(对外国人带有侮辱性的)“三国人”一词，对此朱总理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在日本，像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带有对石原批判的意味。朱总理称:“我刚才讲过，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好的，但确实一些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希望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只有这样，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能不断地发展下去。”

随后，主持人筑紫哲也代读了一位51岁的广岛人的来信，信中提问说:我对日本过去侵略中国的残忍行为感到内疚，但如果中国没完没了的要求日本道歉赎罪，那么我们究竟道歉赎罪到何年何月才算了事？

在日本，持这类观点的并非少数，电视讨论中也常常能听到这类的议论。朱总理回答:“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从来没有就侵略战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只有1995年当时的村山富市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朱总理特意加强语气，突出了这4个字)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希望你们考虑这一问题。”

除了历史认识问题之外，在日本，受其国内部分舆论影响，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认识模糊。

一位17岁的日本女孩提问:“为什么中国要统一台湾？”

朱总理耐心解释道: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二次大战后，台湾回归中国是国际上公认的事实，并且中国也确实行使了对台湾的主权。后来只是因为内战的问题，才造成目前分裂的状况，所以，台湾应该回归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现和平统一。全中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统一，我们有最大的耐心，统一不会改变台湾的现行制度，对于台湾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话接近尾声时，主持人筑紫哲也开始频频发问，其中问道:“总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但据说有过4次险遭暗杀的经历，祖先的坟墓也被炸。同时您自己也说过自己走在地雷阵上，听说还准备了棺材，要与恶人一起下地狱？”

朱总理说: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很多。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再去看这些东西，所以，关于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值得一谈。谢谢。

“有过自己走在地雷阵上的感觉吗？”筑紫哲也笑着追问道。

“我在就任总理之初，曾在记者会上讲，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我也要勇往直前。但我没有说过已经踩在地雷上，我想我只是想表达一种决心。”朱总理用缓缓的语气解释道。

从演播室内民众的表情能够看出，人们对朱总理的回答感到满意。

最后一位提问的观众是在大阪分会场的女大学生，没料到她的问题是: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朱总理的心中，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可以的话，能不能唱一段？

朱总理机智地笑一笑说:我最喜欢的歌是中国的国歌，如果我现在唱的话，大家都要起立，我想还是不唱的好。

主持人筑紫哲也哪肯放过这一让朱总理当众表演一段的机会？他及时地接下话茬说:听说总理是位京胡的名家？

朱总理回答“略知一二”。

筑紫哲也随后以询问的口气说:“您愿意演奏吗？”

此时掌声四起，朱总理眼看已经是无法回避。他此时似乎想起对话之初，与一位喜欢京剧的年轻女士的对话，于是马上说:“如果我拉的话，那位女士就该唱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接过了京胡，又说:“但我想如果你们不喜欢京剧的话，听我拉胡琴，一定会觉得很难听的，就像杀猪一样。”笑声中，朱总理说:“应你们的要求，我就献丑了。”于是随手拉了一段京剧的过门，引来全场掌声。

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节目结束时间，朱总理在一曲欢快的京剧乐曲中离开演播室会场，演播室里靠近通道的人们争相伸出手来与朱总理握手，一位老人笑着用略带日本味儿但又十分自信的中国话说:“总理，加油!”，连喊三遍“加油”，算是在场的民众对与朱总理这场对话的肯定。

这场生动的对话结束后，一些参加对话的民众被中日两国记者们围堵在电视台内，想听一听他们的感想:一位70多岁的老人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总理，我们日本作为邻居感到很放心;一位主妇十分动感情地说:“怎么我们日本就出不了这样的总理？”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这场对话我终生难忘。”

10月15日，《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东京各大报纸都用较大版面较为客观地介绍了朱总理与日本民众的这场对话。《读卖新闻》把朱总理面带微笑拉京胡的镜头介绍给了日本读者，该报记者以《凡人朱镕基》为题，并配有“如果不搞独生子政策，世界上遍地都是中国人”、“因严肃的面孔吃了不少亏”等朱总理的话为副标题，详细地介绍了对话的主要内容。

不过，同一天，日本《产经新闻》以《中国朱总理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谢罪》为题，并配以“电视出演时用历史认识牵制(日本)”的副题，把一场生动而丰富多彩的对话，变成了仅仅剩下:就历史问题再次要求日本谢罪、批驳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三国人”发言等干巴巴、冷冰冰的一段文字。在东京众多的报纸当中，难得有这样“新颖别致”、“独具匠心”的报道。
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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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名闻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他回答问题绝不敷衍，总是仔细聆听，然后就你的问题，作适度回答，所以常常看到他有时侧着头，或是支起耳朵仔细听问题。即使是在法国，发生撒传单的抗议事件，媒体同业追问‘有什么感想？’时，他老实地说：‘听不清楚问题。’等到听明白了，即使已被保镖护送到门外，他也回过头来，大声回答：‘我没看见。’一次为了赶下一场会见，没法回答完问题，他还显得十分抱歉。‘和亚洲领袖会谈后对金融危机有什么新做法？’‘大家立场一致！’‘什么样的立场？’‘帮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什么具体方案？’‘方案有的是！’但是他两手一摊，满脸歉意地说：‘现在来不及说了！’接着被随从人员簇拥着离开。”

不过别遗憾，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

上海人眼中的朱镕基

一位曾随朱镕基工作的上海官员则这样评价：“朱镕基是我所见过的难得的大政治家。他做事情、想问题、讲话，乃至口才，都体现出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素质。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抓上海的工作，犹如演奏交响乐的一个乐章。”

谈起朱镕基，人们自然会将他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海外传媒也将朱镕基冠以“红色经济沙 皇”的别称。他就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严抓企业效益和质量，在处理三角债时雷厉风行的作风，在国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不过，让人留下更深印象的可能是他独特的个性。

上海人很容易回想起朱镕基1988年至1991年在上海任市长的三年。1988年3月，刚刚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这次人大会议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一鸣惊人，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潜在素质。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镕基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也正是在之后的三年里，使很多人、尤其是上海人，了解到朱镕基后来被广为称道的率直、果断和自信的个性。



          面对滑到谷底的城市 



1987年冬天，接到调令的朱镕基一个人前往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那时，我刚刚上初二，对这个城市的感觉是：几乎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还停留在30年代上海的旧模样，不过已经无法让人与昔日的繁华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生活在狭仄的石库门弄堂里，一路走过稍不小心就会碰到挂在两边的拖把、畚箕；交通拥挤无序，却又乏人管理。

我的感觉是粗浅、抽象的。实际的情形是，朱镕基到上海时，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那一年上海发生甲肝，人心惶惶；陆家嘴轮渡口因大雾导致混乱挤踏而发生踩死人的事件，这一事件使上海恶劣的交通状况越加凸现出来；出租车不断曝 出斩 客的新闻。居家生活也不尽人意，菜篮子既不丰也不满，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甚至要到外省市求援；煤供应奇缺，最紧张的时候，只够上海用18个小时。此外，诸如官员腐败、工业滑坡、政府办事效率低、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全国性的通病，在上海也未能幸免。

1988年4月，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长。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朱镕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张瘦削又带些冷峻的脸，不苟言笑，显得很精干。这个印象保持到现在仍是没有多大改变。及至知其是外地人，又有一种好奇－－其实上海历任市长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但不知为什么在朱镕基身上，这一感觉尤为突出。很多上海人都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因为这位新市长的风格看上去和上海风格相差太远了。因为“镕基”在上海话里的谐音像“雄鸡”，所以民间便有一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也有的说“雄鸡下不了蛋”。

后来有一位在电视上听过朱镕基就职演说的中学生写信给朱镕基说：“4月13日你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你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朱市长的会不敢迟到



朱镕基在当选为上海市市长时，曾有过一段动情的“就职演说”，让很多上海人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是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人”因此成了朱镕基的一个标签。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上海有一句话叫“掏浆糊”，形容人做事回避利害冲突，讲求和气。而朱镕基的风格恰恰相反，做事果断、雷厉风行镕不得半点含糊。不少上海领导干部因此领教过朱镕基的“厉害”。

1988年初，位于浦东的浦东南路已经开修一年，但“破 膛 开 肚”了一半的马路一直没有封起来，公交车只好走另一半。这种状况竟维持了一年无人过问。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镕基当时刚到上海，不知细情。一日到浦东视察，始知这条路的糟糕状况，回去马上通知办公厅上午10点开会。

朱镕基刚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10点过后，进来一个局长，刚要坐下，朱镕基立刻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才才忙完一个会议赶过来的。朱镕基便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者一见形势不妙都不敢迈步进去。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要 实 的，不要 虚 的



过去，许多会议通常在“汇 报 工作”上花很多功夫，会开完了行动起来却未必迅速。而在这次关于“浦 东 南 路”的会上，朱 镕 基上来就问电力局局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 杆 子 埋下去？”（因为只有把电 线 杆 子 埋下去，才能修路）

电力局长回答：“关键问题是做电 线 杆 子 的木头还在江西，电 线 杆上的瓷 瓶只有景德镇有。景德镇现在对我们进行控 制，买不到。 ”

朱 镕 基当下和负责生产的黄 菊商量，随即拍 板决定用10辆桑塔纳去换木头和瓷瓶。而桑塔纳在当时还是紧 俏商品。

接着朱镕基又问：“如果我把木头、瓷瓶给你解决了，你什么时候能 埋 下去？”电力局长拍拍胸脯：“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

“年底。”

“不行，提前一个月。”

稍后，继续：“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电力局长同意了，于是朱镕基拍 板：“一言为定，我到时来验收，干好了给你庆功！”

任务一个个落实下去了，最后到了市政局，朱镕基对他们火 气特别大：“你们市政局就会挖 马 路，把浦东象开拉 链一样开 膛 破 肚，你们把我的浦东拉 开了，听说你们还想挖 我的淮海路。”他不容分说要在国庆节通车，市政局表示“试通车”。

“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你们这里的活没有干完，又去挖别处的。你们这里拿庆功奖，那里拿开工奖。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 咎 辞 职。”

一个会议让各局长们不再敢掉以轻心，纷纷派出各部门的精 兵 强 将，挑灯夜战。朱镕基从北京开完会回上海，下了虹桥机场，就直奔浦东南路。

浦东南路终于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对官严，对民惜



朱镕基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的“名声”因此在沪上传开，他在上海一直坚持抓廉政建设，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也因此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非常好的权威和信任。而且朱镕基虽然为人看上去显得很厉害，但很少真正处罚人或是撤人的职。

朱镕基在上海的时候，早晨在人民公园锻炼身体的老太太们，也会一边运动一边提到“朱市长”如何如何。“可见朱镕基在上海市民中的影响。”一位上海官员说。这里需要加一个注脚，上海人通常是不问政的，聊天时也很少谈及国事、大事，尤其是普通老人。

朱镕基这个地道的“外地人”在上海市民中获得很高的评价，既跟他个人廉洁奉公的品性有关－－他到上海履新，刚下飞机就对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宣布自己的“三不”：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也跟他关心百姓、为民造福有关。

1989年10月，黄浦江决堤，水漫沪东造船厂，殃及周围千余户百姓。10月17日，朱镕基了解情况后，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和一两名随行人员前往视察。水漫过了他穿的高帮雨靴，灌进靴里，别人看他铁青着脸，谁也不敢劝。

已经花白头发的厂长跑来，朱镕基劈头就是一句：“你到哪里去了？这里有没有人堵水？没人堵水，把我这条老命堵上！”厂长说正在办公室研究抗洪方案，结果朱镕基又是劈头盖脸地一通批评：“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不到现场，躲在办公室能研究什么名堂？要跟群众在一起。我是来跟你们扛草袋子的，多了扛不了，扛两袋还可以。”

厂长尴尬地说：“我向市长汇报。”

“谁要你汇报？马上找人来堵水。”

已是一把年纪的老厂长含着泪迅速离开去找人。

安排好抗洪，朱镕基就去慰问受灾群众。“我们来晚了，对不起。我这个市长没做好，让你们进水了。”区里这时赶紧组织了粮食、菜、煤送上门。沪东造船厂也把厂门打开，让所有进水居民到厂里的食堂免费吃晚饭。

上海老百姓提到朱市长，就好像是一种信用权威的象征，如果朱市长去视察了哪里的旧房、危房，那里的百姓就会开始期待：“朱市长来了，我们这里的房子肯定是要改造的了。”


   
              三大工程奠业绩     



朱镕基在上海做了不少实事。对一个城市居民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吃、住、行这些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而上海规划成为一个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个很大的障碍。因此，朱镕基一上任，就提出抓菜篮子工程，搞住房改革，都是深得人心的。

为开发浦东，他提出要造两座桥－－南浦大桥和洋浦大桥，说要一直通到浦东海边，要让上海人去看看海。当时南浦大桥由亚洲银行贷款，但钱一直没有到位。朱镕基便把修地铁的钱调出来，按时完成了大桥的修建。

造同样的斜拉桥印度当时用了8年时间，而上海只用了两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 朱镕基当时的压力也很大，他在全市党政会议上说：“我有时感到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到工地去。站在桥墩下看到工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我就被他们所感染，对上海充满了信心。”

亚行行长站在完工的大桥上，也不由得表示钦佩：“我的贷款还没有完全到，你们就把桥造好了。”因而对上海的项目兴趣大增。

在朱镕基的努力下，上海的地铁工程在项目立项几年后终于正式动工。另一项重大工程则是上海苏州河污水治理 。这三大工程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在人员、资源调配，质量效益方面，任务和压力都不小。上海多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进展，也是和资金严重缺乏及官僚作风有关。为了完成这些大项目，朱镕基力排众议，多方筹集资金，保证了项目的落实。

朱镕基正是凭借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上海的很多城市设想和规划成为现实。



对上海人来说，对朱镕基的感情是特殊的，这个和上海人特性相去甚远的上海市长，真正为上海作了很多实事。如果说把朱镕基在上海的工作看作交响乐的一个乐章，那么，人们也许要认为这部交响乐的华彩部分将从现在开始.

朱镕基同志的贡献

在2002年“两会”期间朱镕基说：“我将恪尽职守，奋力拼搏，以不辜负人民对我的信任。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史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写的。过100年，今天的政治能被史学家说清楚么？到那时，我们还会面临不能“预测”过去的窘境么？这本身又是难以预测的事情。但不论未来100年中国是什么样子，不论史学家是些什么人，如今卸任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将会在那时写就的历史中占据一个位置。我相信100年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政治家已经高度职业化，他们的利益诉求已经相当地中立和超脱，使那时的史学家会不受政治直接干预而能比较确切地臧否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

朱镕基总理率真的个性和袒露胸怀的一贯语言风格不大符合官场的习俗，却为中国人民所称道。人们不会忘记他直抒胸臆、铿锵有力的个人为政之道：

为了改革，即使前面有万丈深渊，即使不幸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为共和国总理，他走得怎么样？我相信未来的史学家会给他积极的评价。未来100年，中国要完成四个重要转变，也许从国家总理在实现这些转变中的作为来评价其功业更有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由垂直控制结构向扁平社会结构转变。扁平社会的大体特点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宪法和各项法律的保护，国家已经建成成熟的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和人身安全这些观念将成为人民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将得到重新分配，地方政府的权力将大大扩张，相应地会有一个更适合权力配置的行政区划制度产生；民间公共合作组织将大大发育，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关于这个转变，我们还远没有在思想观念上做好准备，遑论实际部署安排。也许，目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口号，为新的政府部署第一项转变提供了一个铺垫。

第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现代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经济的比重将大大降低，中国社会将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实现各种制度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这届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如果没有这项重大政治行动，国务院在各项市场化改革中仍将举步维艰。中国人向来有国际大于国内和沐泽四方的观念，有了WTO章程，就有了一种强制性的共识，也有了一种政治压力，相关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了。这些年的银行体制改革(包括“三角债”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有的改革举措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方面，在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早已引起人神共愤的城乡分割制度，还没有被动摇。如果不是加入WTO的政治决策，改革简直令人绝望。朱镕基总理在这项重大行动中一马当先，甘冒被误解和指责的风险，为这项行动立了大功。

第三，中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将由垂直控制转向市场与政府共同控制，政府将成功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公平与效率相对统一的格局。人口规模增长的成功控制和国家物质基础的大大增强，将为这个转变创造条件。这些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大大丰裕了，但不可否认，社会收入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了，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知识界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批评我们已耳熟能详，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的推进速度比较快，农村的改革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进展相当艰难。总理最担忧的农民问题要留给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解决了。

官场腐败使总理憎恶，人民愤怒，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

第四，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中国要实现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转向保护式利用，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将代之以生态平衡，并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相互协调。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

朱总理在生态保护方面所下的力气给人深刻印象，他在地方安排这项工作时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动，而地方利益作祟所引起的敷衍和抗拒也实在叫人寒心。

生态建设缺乏法制保障，行政压力稍稍减弱，更大的生态破坏就会发生。下一届政府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一定会受到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具体的国家总理还会受到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制约。在这些制约之下，国家领袖的个人禀赋和远见卓识也会有一定的运作和施展空间，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对领袖个人进行评价。我相信，以后的史学家会依据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的更多的史料来作出对领袖的更合理评价。


强人朱镕基：准备百口棺材治贪官 一口留给自己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前总理朱镕基强硬、幽默而且正直，但更多人感兴趣的还是他那种历经坎坷（当过21年右派）却仍然“头角峥嵘、敢说敢干、清正廉洁、刚毅率直、嫉恶如仇、情烈如火”的个性。在打击贪官时，朱镕基震怒下曾出此名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1949年以来，恐怕还没有如此高位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狠话。

“一口留给我自己”

　　外汇之星网报道，撰写《最传奇的新总理》系列的萧政勤说，“朱镕基的性格和作风具有明显的强人特征，处理问题时特别注意运用行政手段；”“他平时待人严厉，不留情面，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粗暴，所以经常得罪人。”

　　在查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件时，朱镕基震怒下曾出此名言：“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体现出他力行反腐败的决心。新中国建立以来，恐怕还没有如此高位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狠话。

　　还有报纸叙述了另一件事。朱镕基当出任上海市长第一次召开局长会议时，一些先到的局长互相敬烟。当时流行的是一个外国名牌烟，朱镕基看到下属抽的都是外国烟，马上板起面孔：“你们一个月多少工资?怎么抽得起这种烟?”把局长们吓得面面相觑。

“我拉长的脸变得越来越短了”

　　任总理前，朱镕基曾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并发表压轴演讲，那种完全没有口号式语言、内容充实的讲话，还有回答提问时反应出来的幽默、稳健、开明的风采，马上赢得香港民间与传媒的一致赞赏，事后有线电视台还重播了这场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演出”。

　　朱镕基的幽默为他所特有，正如人们所评价的，“妙语连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但不矫揉造作”。朱镕基的幽默在他访美行程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访美之初，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忠告他到美国“要总是保持笑脸”。朱镕基则笑答：“这太困难了，香港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朱铁面。”后来在宴会上继续俏皮地说：“现在我拉长的脸变得越来越短了”。这话自然引起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

　　刚刚到美国时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不想来的原因是担心被美国人打得鼻青脸肿，我担心我的笑脸变成血脸。”在外国记者就中国是否窃取美国军事机密一事展开喋喋不休的提问时，朱镕基不卑不亢一针见血地指出：“请不要低估美国的保密能力，也不要低估中国开发新武器的能力。”

“不要落身后骂名”

　　1988年8月，朱镕基在上海市与日本大阪市结为友好城市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曾写了“清正正明”四个大字，这道出了他的为官做人的基准，朱镕基确实给了人清明、廉正的印象。更晚一些，在他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说中，他又曾面对清华学子说道：“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其实，中国社会、中国民众在心底呼唤朱镕基这样的人物已经很久了。有智慧、有魄力、有经验等等这些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其他政治人物可能也都具有，但是在中国这个普遍矜持的社会，他们很希望有像朱镕基这样的品性：正直、强硬和幽默。
出身贫苦 长于忧患的铁面总理朱镕基
外电这样评价当年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是一位非常富有感染力的中国领导人，他表现了贯有的果断、敏锐、大刀阔斧、不退缩的气势。一位俄罗斯记者感慨地说：“有这样一位爱国爱民的总理，中国政府一定会在新的世纪开创更加伟大的事业。”

关心时事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1998年３月，刚刚当选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中外记者庄严宣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总理这句深情、真诚、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感动着全国人民。

在另外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深情地说：“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并且为此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

这时，全场的人们都看到他眼里的泪光。全中国人的心，都在和他的心一起怦然跳动。

■ 出身贫苦的共和国第五任总理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朱镕基诞生在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堂坡，这里山清水秀，泉水长流。

据朱镕基在湖南老家的亲属介绍，朱家的祖上来自安徽。其后移居湖南长沙县的安沙镇和平村堂坡。这里距离长沙市３０多公里，从朱镕基曾祖父一辈开始，朱家开始小有发达，成了方圆百里内颇有些名望的书香门第。但是到了朱镕基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很破落了，在当地仅有数亩薄田。朱镕基的父亲名朱希圣。在朱希圣出生之前，朱镕基的祖父已因病去世。也许是由于受民初“实业救国”的时尚影响，朱希圣看淡功名利禄，对自然科学甚有兴趣。可惜的是，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到了为学时代，不幸染上了肺病，过早去世。

临终前，朱希圣也只能是费力睁开眼睛，满怀□虑地望著妻子那日渐隆起的身体长叹不已：今后孤儿寡母的漫长生活道路中会有多少艰难和酸辛?

６２年后，朱镕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川沙县为３９对新婚夫妇主持了婚礼。当他在祝辞中说道“我预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的时候，不由得怀念起自己那可怜的母亲和从没有见过面的父亲，回想起自己那孤苦的童年生活。

回到住处后，当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早点休息时，他感慨地说：“看到这些年轻人高兴的样子，我想到了好多过去的事情，我这个当市长的从小没享过福，就因为这个，我要尽我的努力，让上海人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朱镕基生不逢时，童年时代的湖南，民不聊生，灾难频频。当时正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也许，这个苦命孩子命中注定要吃比常人更多的苦。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那悲惨的岁月里由于劳累过度，贫病交加的母亲终于抗拒不过命运的折磨，在朱镕基不满１０岁的时候，因病撒手尘寰，把朱镕基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世上。母亲出殡的那天，朱镕基撕心裂肺的哭喊，深深地震撼了乡亲们的心，许多人也为孤苦的朱镕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幸有好心的伯父朱学方视朱镕基如己出，毅然承担起抚养朱镕基的责任，但伯父又中年丧妻……。如果说“鳏、寡、孤、独”是人生四大不幸的话，那么朱镕基和他的长辈们的遭遇就占了其中之三。正是这悲惨的家世和因此而给他造成的苦难童年，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并在逆境中渐渐养成了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

朱镕基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拔尖，发展全面，期终考试平均分数常常在９８分以上，朱镕基在高中毕业时写给同学的临别赠言“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朴实无华的寥寥数语中，已明显看出他比同龄人成熟，他那“男儿志在四方”的使命感和“耿耿此心依旧”的人品跃然纸上。

■ 旷世奇才治大国

朱镕基开始在政坛上受到人们的关注始于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决定调他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当时，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在南方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状况下，正处在急于“重振雄风”的迫切中。并且作为计划经济重镇长期积累下来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的弊端以及甲肝流行等天灾人祸，加之刚刚出现的个别企业职工待业在家的现象，令上海市民的情绪颇不稳定，人们自然而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他们未来的父母官。然而，朱镕基一无根基二无背景，如何才能在这座充满矛盾和机遇的大都市得到人民的信任?

１９８８年４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上海人要为自己选出新一任上海市长。４月２５日，身著驼色西装、领系黑红相间领带的朱镕基，信心十足地站到了８００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他说，如果我当选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市长，我将使上海市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率的政府”。一句话，引来全场掌声雷动。

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后，给上海人留下了“直率、严厉”的第一印象。人们在电视上见到朱镕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张瘦削又带些冷峻的脸，不苟言笑，显得很精干。及至知其是外地人，又有一种好奇───其实上海市历任领导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但不知为什么在朱镕基身上，这一感觉尤为突出。很多上海人都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因为这位新市长的风格看上去和上海人温和求稳的性格相差太远了。朱镕基当时曾有过一段动情的“就职演说”，让很多上海人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有父母，我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人”因此成了朱镕基的一个标签。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的名声因此在沪上传开。他正党风、治甲肝、兴经济、建立证券市场、规划浦东开发，并在整治交通、清理污染和解决住房困难等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他正是凭借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上海的很多城市设想和规划成为现实。

１９９０年，邓小平来到上海，一住就是２０多天。当外界都以为邓小平这次到上海仅仅是普通的“避冬”时，邓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著许多工作。在这２０多天中，他多次与朱镕基谈话，所谈的话题十分广泛，从上海的改革开放到浦东的发展，从国家经济形势到治理整顿的政策，从中国进出口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从工作作风到思想理论……通过这次交谈，邓小平更深入地了解了朱镕基，赞扬他是个“懂经济的人”，并觉得他“有观点、有干劲、有魄力”。

１９９１年４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于１９９２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

朱镕基走马上任副总理后，就被人们寄予厚望，委以重任。许多同事开玩笑说朱镕基是“救火队长”。哪里情况紧急，哪里问题棘手，他就赶往哪里解决难题。

朱镕基一上任就遇到积重难返的“三角债”问题，他积极调查研究找出“三角债”的成因，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突破口，全国统一时间同时注入几百亿资金，层层连环清欠债务，终于将这个令人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妥善解决了。

以后他又解决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难题。如平息股票热、房地产热、工业产品严重积压问题；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的严重通货膨胀；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１９９４年初推出的金融、税收等五大改革；１９９３年开始厉行“宏观调控”政策等等，均取得了很大成效。朱镕基于１９９６年底很乐观地表示：“全年总的经济形势，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天，我可以说已经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快车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终于闯过了激流险滩，开始走向顺境。

在整顿金融和房地产业、推行分税制等过程中，有些既得利益者把朱镕基视为“计划经济的守卫者”、“经济集权主义者”。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朱镕基丝毫不为所动，顶著压力不断前进。１９９６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最后被车裂而死。看到这里，朱镕基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

当时，正值深沪股市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朱镕基指出，必须“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一是立法；二是立规；三是加强股民风险意识。１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果然全面下跌。此时，股民不理解中央的做法，纷纷责怪朱镕基，甚至说：“现在中国股市，既无‘牛市’，也无‘熊市’，全都是‘猪(朱)市’。”面对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指责，朱镕基心中当然不会好过，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干预，但考虑升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关注中国事务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新任总理朱镕基及其内阁成员身上。朱镕基虽非受命于危难之时，但其面临的形势却相当严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闯雷区。

在这个“地雷阵”中，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颗“地雷”以及它们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所知的，是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８颗“地雷”，这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确保１９９８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８％，物价涨幅小于３％，人民币不贬值。三个到位：用３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３年时间里改革金融系统，实现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五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

同时，朱镕基总理郑重表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朱镕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寻找一条高效益、高质量、低消耗的经济增长之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腾飞都在呼唤著科教兴国。

朱镕基常常将一句古人的名言挂在口头：“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求我能，而求我公。”出任共和国总理后，朱镕基更是深信，他的“无往而不胜的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高效廉洁有权威的政府。人们注意到，朱镕基的新内阁，高学历的技术专家占多数。总理、四个副总理和五个国务委员，全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不少出于名校。这一届内阁成员不仅知识结构比以往进一步改善，主要成员都有著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实干精神，而且有良好政绩。海外观察家认为，朱镕基一贯倡导高效务实的政风，在他的主持下，新内阁当能励精图治，担当起深入改革开放、振兴中国经济的重任。

■ 中国总理的风采

朱镕基给予外界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如果你因此认为他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那你就错了。其实，朱镕基极富人格魅力，他的热情、风趣、幽默、善解人意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７日，中国新任总理朱镕基访问英法两国以及出席第二届亚欧会议，引起世界瞩目。这次出访不仅显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中国总理的风采。

当地分析家认为，朱镕基在就任总理仅两星期后就首访英国，使英国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充满信心。英国首相布莱尔表达了“相当的欢迎”，而英国金融、工商界人士在眼睁睁地看著美国、日本商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后，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机会。

朱镕基总理参观了格林威治老皇家天文台。在参观子午线的时候，朱总理显得十分高兴。当他踏上这条“世界第一线”，两腿同时跨越东西半球时，闪光灯顿时“□嚓”、“□嚓”响起。朱镕基面露微笑，他很理解记者们的心情，特意多留了一会儿，给记者们更多的拍摄时间。记者争先恐后问他踩在东西半球交界处的感想，“我小学读书时就知道这条线了，现在终于来到了这里，亲眼看到了它。”朱镕基风趣地回答。接著，他同记者们开玩笑说：“看，东西方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我刚才跨在子午线上，我觉得很好啊。我可以跨越东西方，我可以把这两方联系起来。”他说著停顿了一下，还做了一个拥抱的手势。

天文台上，已竖起一座“２０００年倒计时钟”。记者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提问的机会，大声问：“您希望２０００年的中国是个怎样的社会”朱镕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希望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法治的国家。”

朱镕基访问法国期间，几乎所有的法国传媒在报道时都用了“经济改革家”一词来形容朱镕基。除了称赞朱镕基的经济才干外，法国的舆论还认为朱镕基是一个相当有个人魅力的中国总理。有几家报纸说朱镕基外表看起来很严厉，但实际上很幽默、风趣，他们举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例子。

法国报纸说，１９９３年５月朱镕基出访加拿大时妙语连珠，已令西方大开眼界。在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开幕式上，他说：“中国政府有２００亿美元的储备金在这家银行，中银本身也有超过３００亿美元的储备金，所以这家银行是不会倒闭的。”这番话立即引来一阵笑声。朱镕基接著说：“若大家对这家银行服务感到不满意，可以写信给我，我将撤掉这个行长。”又是一阵笑声和掌声，接著朱镕基话锋一转，说：“不过，如果大家觉得银行的服务好，也要写信给我，好让我及时提升他。”听众报以更热烈的掌声。

法国报纸还说，朱镕基比一些西方政治家更幽默。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２日，朱镕基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５６届会议，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发言，并回答听众提问，朱镕基致开场白时说：“听说今天的演讲会入场券是１２５０美元一张，我不知道我今天的讲话值不值这些钱”一句话就把大家逗得大笑不已。有人问如何让更多的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时，朱镕基回答说：“你们愿意到中国来开银行，我们表示欢迎。但不要来得太快。”众人听了大笑。朱镕基接著说：“来得太快，你们赚不到钱不要埋怨我。”又引来一阵笑声。

１９９８年４月，在中美关系再次濒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朱镕基总理一行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畏艰险，来到美国。我们的总理大智大勇，沉著迎战，既坚持原则，慷慨陈词，说明真相，澄清事实，又风趣幽默，机智灵活，巧周旋。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华文媒体在评论中说，朱总理在访问中展现了中国现代领导人的气魄、胆略、才干和泱泱大国的风度，坚定地捍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

关于人权，朱镕基坦言：我承认我们在人权方面有不足，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你们不要太急嘛这个话，至少是两次重复，就在上个月，在刚刚开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就告诉记者们：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有限制。然后谈到人权，便有此言：你们不要太急嘛，我比你们还急嘛!

很有意思的是，朱镕基到纽约之后，主动承认听到了旅馆外的抗议，并说，抗议声很大，弄得他一夜没有睡好觉。

朱镕基，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他的幽默随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显示了非凡的外交魅力。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评价他：“朱镕基是一个驾驭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人。很多人说要帮亚洲的忙，但中国确实做到了不贬值人民币以稳定亚洲的承诺，它使我们确信亚洲会重新强大起来。”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同我们的首相一样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领导人。很明显，他是一个很有动力和决心的人，他对将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

当然，朱镕基总理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受注意和获礼遇之深、之广、之隆，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有朱镕基总理的个人魅力，但根本上也是中国的变化，中国更加富裕、强盛的潜力因素在起作用。亚洲、美洲、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中国置身其中，任何世界会议都将黯然失色

我是学行政管理的，所以我比其他人更关注政治和行政，也更清楚我们国家的行政状况。或许有许多人都在抱怨政府，但我们很高兴我们有好的国家领导。

    这是上任国家总理朱熔基的一些语录摘要，看了这些，我想我们会更爱我们的国家！